放弃中国籍17年，她始终自称“中国人”
2008年11月8日，新加坡宏茂桥10巷的德义民众俱乐部，巩俐与其他149名新公民一起宣誓，正式加入新加坡籍。从此，这位从山东济南走出来的“巩皇”，不再是中国公民。可吊诡的是——此后每一次站上国际舞台，她依然说“我是中国演员巩俐”。一个放弃中国籍的人，凭什么始终自称“中国人”？
一段婚姻，一次国籍变更
巩俐入籍新加坡的直接原因很简单——婚姻。
1994年，巩俐与张艺谋分手后，经香港作家梁凤仪介绍，结识了香港英美烟草公司总裁黄和祥。黄和祥祖籍新加坡，出身普通教师家庭，从烟草公司最低层职员做起，奋斗近20年坐到总裁位置。1996年2月15日，两人在香港举行婚礼。
婚后，黄和祥的父母长期居住新加坡。据媒体报道，巩俐加入新加坡籍有三重考量：嫁夫随夫、方便照顾长辈、便于更加不受约束地接拍西方大片。黄和祥也曾解释，巩俐加入新加坡国籍更多是为了方便出国工作。
然而这段婚姻并未走到最后。2009年，巩俐与黄和祥离婚。婚姻结束了，但新加坡护照留了下来——巩俐至今仍是新加坡国籍。
舆论风暴：六成网友反对
国籍变更的消息传出后，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反对。据腾讯网当时展开的一项调查，反对巩俐加入新加坡国籍的网友高达64.77%，认为“这是不爱国的表现”；表示“支持，这样有更好的发展”的仅有9.17%。批评人士认为，巩俐作为公众人物放弃中国国籍，“表现出的是对中国国家实体的不认同”。
有网友犀利评论：“拿着外国护照赚中国人的钱，好事都让她占了”。她拍国内时尚杂志封面，网友评论： “外国人巩俐来袭！”。还有人翻出她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，质疑其是否还配得上这个头衔。
但反对声中也夹杂着不同的声音。有狮城网友认为，巩俐不常在新加坡，“比那张粉红身份证更重要的是她对身为新加坡人有什么想法和感受”。
同样换籍，不同命运
巩俐并非唯一因婚姻变更国籍的华人女演员。
斯琴高娃1986年嫁给瑞士华人音乐家陈亮声后加入瑞士籍。陈冲1989年在好莱坞发展期间选择加入美国籍。李连杰则为进军好莱坞先入美国籍，2009年又为女儿教育和壹基金运营改入新加坡籍。
同样换籍，舆论反应却各不相同。斯琴高娃因改籍被取消“国家一级演员”称号，但公众对她更多是惋惜。李连杰两次改籍引发困惑，部分网友认为“第一次改籍能理解是为事业，第二次就难免让人困惑”。
巩俐的特殊之处在于——她的银幕形象与中国身份绑定得最深。从《红高粱》的九儿到《秋菊打官司》的秋菊，从《活着》的家珍到《夺冠》的郎平，她塑造的每一个角色几乎都是“中国故事”的符号。当这个靠中国故事走向世界的女演员选择放弃中国籍时，公众的“被背叛感”自然最为强烈。
“我无需解释”
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，巩俐的回应始终冷淡。
她曾明确表示，入籍新加坡是自己的选择，与公众无关，不需要解释原因。她坦言：“没有了自己的生活，也就没有了自由”。有记者追问国籍问题，她转头装没听见。这种“关你何事”的姿态，反而加剧了部分网友的不满。
但她的行为似乎又在诉说另一种立场。
2023年4月，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，巩俐与丈夫让-米歇尔·雅尔同机随行。下飞机时，她举止优雅，被网友形容“胜似闲庭信步”。同年的戛纳电影节上，她用中文致辞，全场起立鼓掌一分钟。她多次在国际场合自称“中国演员巩俐”，强调自己的中国血统。在某年金马奖颁奖典礼上，有台湾地区电影人发表不当言论，巩俐坐在台下纹丝不动，冷脸拒绝上台颁奖。
一条无法回头的路
但换国籍的代价是实实在在的。
因为加入新加坡籍，巩俐被取消了“国家一级演员”称号。她的官方资料从“国家一级演员”变成了“新加坡籍电影女演员”。近年来，虽有传闻称她有意回归中国籍，尤其在2021年“限籍令”引发热议时，但至今未有确切消息。据媒体报道，她曾试图改回中国籍，但遭到拒绝。
这条路，似乎无法回头。
这并非巩俐一个人的困境。谢霆锋2021年公开表示正在申请退出加拿大籍；宁静因国籍争议晒出中国户口本和护照自证。每一次“限籍令”传闻出现，外籍艺人的身份就会被反复审视。
巩俐的选择，映射的是一个更深的时代命题：当一个艺术家的创作生命早已超越国界，当她的观众遍布全球，国籍对她究竟意味着什么？是一张通行证，还是一个文化归属的证明？
巩俐用行动给出了矛盾的答案——她用新加坡护照通行世界，却用中国故事定义自己。
国籍之外，文化认同才是根本
回看巩俐的整个职业生涯，一个事实无法否认：她的艺术生命扎根在中国土壤里。
1987年《红高粱》让她一举成名；1992年《秋菊打官司》为她赢得威尼斯影后；她曾担任柏林和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会主席；她是首位获得戛纳“跃动她影”奖的亚洲电影人。这些成就，每一笔都写着“中国电影”四个字。
一个人可以更换护照，但无法更换来处。 巩俐的演技、她的文化底色、她塑造的那些角色，早已成为几代中国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。正如有评论所说，巩俐即使转了国籍，“她拍的影片大多是中国题材、中国故事，这一点相信也不会改变”。
但公众的复杂情绪同样值得理解——那个在《活着》里倔强喊着“日子会好起来”的家珍，那个在《秋菊打官司》里执着“讨个说法”的秋菊，早已和“中国籍”牢牢绑定。当这些角色背后的演员以外国公民身份出现在中国银幕时，观众感到“熟悉，却又隔着什么”，并非不可理解。
所以问题或许不是“她该不该换国籍”，而是——当一个演员的文化认同与法律身份发生断裂，我们该如何定义“自己人”？
你觉得，巩俐还能被称为“中国演员”吗？评论区聊聊。
